劉文翼: 恐怖份子-恐懼素描

　　1980年代至1990年代，是台灣新浪潮電影的輝煌時代，當時的台灣電影充滿了社會寫實，並反映民眾真實生活的樣貌。作為台灣新電影運動重要先驅之一的楊德昌導演，其作品在當時面臨了票房上的挫敗及兩極性的評價，卻仍憑藉著《海灘的一天》、《青梅竹馬》、《恐怖份子》等作品接連在國際上拿下多項大獎，包括英國國家電影獎、盧卡諾影展、義大利貝沙洛影展、亞太影展及坎城影展等，在國際上綻放出最耀眼的光芒。

　　尤其《恐怖份子》可說是楊德昌導演生涯的第一個高峰。楊德昌跳脫出《青梅竹馬》中濃烈的情感書寫，改以冷冽的筆觸，非常縝密且精準的描繪現代都市的凜冽共犯結構，創造出讓以往對楊德昌導演作品毫無好感的影評人，都給予高度肯定的《恐怖份子》。然而當時拍攝預算及製作條件，其實都在在限制了《恐怖份子》的創作。但或許正是拍攝過程的重重限制，反而造就《恐怖份子》有了極精密的劇本結構，以及非常精準的影像剪輯。

　　《恐怖份子》採用了多線敘事進行，包括王安飾演的混血女孩淑安、馬邵君飾演攝影師小強、李立群飾演的醫院實驗室員工李立中、繆騫人飾演的小說家周郁芬、金士傑飾演的周郁芬前情人沈維彬、顧寶明飾演的警官老顧等人。

　　楊德昌以王安飾演的淑安為故事中心，被母親軟禁在家而百無聊賴的她，一通通地撥打著惡作劇電話，從而串起整部電影的故事。當淑安選中李立中家中的電話號碼，周郁芬拿起話筒的那一刻起，淑安便已吹皺一池春水，讓整個故事的不安感持續升高，將整部電影中的所有角色，甚至是故事的背景及場景，皆拉進同一個範圍裏面。

　　楊德昌導演在片名指涉的「恐怖份子」，不僅僅是片尾手持手槍，四處行兇的李立中，電影中所出現的所有角色及故事發生的城市，甚至是時代氛圍，皆在「恐怖份子」的範疇之內。電影中的角色都有意或無意地，對身邊的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。

　　對被害者李立中而言，加害者是淑安、妻子周郁芬、沈維彬，以及實驗室主任，若將他歸類在加害者，受害者則是遭到他栽贓陷害的同事小金。將淑安放在加害者之內，間接受害者除了李立中之外，還有小強及遭到仙人跳的男性們，但她卻也是母親手下的受害者。電影中的角色牽引著彼此的命運，無論是內在的心理暴力，或是外在的身理暴力，每個角色確實都身披被害者的服裝，卻又替自己塗上加害者的色彩。李立中像是有目標性的恐怖份子，淑安及四處獵影的小強則是毫無目標的恐怖份子。

　　冷冽氛圍的城市，呈現出物質高度發展的現代建築，亦呈現高度資本主義的表象，其中包括出賣同僚以期獲得升遷的李立中，以及妻子獲得高度肯定的小說作品等，皆呈現角色的生命遭到資本主義物化、牽引，因生活環境之需求，而被迫轉變為恐怖份子。電影中出現的攝影、電視、報紙、雜誌等傳播媒介，皆在無形中助長恐怖主義的蔓延，無疑也是恐怖份子的一員。在楊德昌縝密的多層次結構堆疊與交纏之下，使得角色、社會、文化、生活彼此相輔相成，構成恐怖份子的共犯網絡，和周郁芬小說中的句子「變化是輪迴的重複」彼此呼應，這正是《恐怖份子》中最高竿的深層恐懼素描。

　　然而楊德昌並非一味的讓《恐怖份子》僅有冷冽的恐懼面相，無論是小金離職時，迴盪在實驗室外走廊的足音、鏡頭沿著電話線追蹤到正用手指撥弄電話轉盤的淑安，或是淑安被小強放大割裂，貼在牆上，隨風飛揚的一幕，甚至是李立中向老顧說自己獲得升遷時，如鬼魅般的聲音及面部表情，都讓小人物的生命悲哀得以浮現。而電影中的行人及城市的一隅的特寫鏡頭，都在冷冽中透露出楊德昌對小人物充滿同情與關懷的感性面。

　　《恐怖份子》討論最熱烈的開放式結局，也有多元的結局解讀，楊德昌藉著繆騫人被夢驚醒後嘔吐的畫面，把電影中的問題丟給觀眾去省思。電影中的李立中在漆黑髒汙的澡堂中飲彈自盡，似乎已解決的電影中彼此拉扯的命運角力，但恐怖份子仍存在在戲院外的社會與世界中。有意思的是或許是周郁芬做了一個如果李立中發現自己外遇，並要求向丈夫離婚的夢。或是繆騫人根本不是周郁芬，她只是都市中某個和沈維彬或金士傑結婚的女子，做了一個關於自己是周郁芬，還和李立中鬧婚變的噩夢。

　　無論周郁芬或繆騫人做的噩夢是怎麼一回事，觀眾都有屬於自己的解讀與答案。周郁芬或繆騫人做了將近兩小時的噩夢，觀眾也在昏暗如同睡眠狀態下戲院中，透過銀幕做了將近兩小時，關於恐怖分子無所不在的噩夢，夢醒後大概還會給予編排如此精密的夢境劇本最熱烈的掌聲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