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丹佛監獄實驗-路西法效應

　　1971年的「史丹佛監獄實驗」是社會心理學一定會讀到的一次著名事件與實驗，2001年德國導演奧利佛西斯貝格（Oliver Hirschbiegel）根據1999年出版的小說《黑盒》拍攝成《死亡實驗》，2010年美國好萊塢請來熱門影集《越獄風雲》的編劇保羅舒林（Paul Scheuring），將此次實驗翻拍成《叛獄風雲》，由兩位金獎影帝安卓亞布洛林（Adrien Brody）與佛瑞斯特懷克特（Forest Whitaker）主演，讓全片成為《越獄風雲》的外傳，導致評價不佳。

　　2015年新銳導演凱爾派翠克艾爾維茲（Kyle Patrick Alvarez）並不打算再將「史丹佛監獄實驗」的實驗過程拍成娛樂片，而是更忠於金巴多教授（Philip Zimbardo）2007年出版的《路西法效應：在善惡邊緣了解人性》（《The Lucifer Effect：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》）一書記載的內容進行拍攝，使得《史丹佛監獄實驗》更深刻的捕捉角色間性格的轉變，無論是實驗對象，甚至是Zimbardo本人的描寫，都使得本片有了更多直指人心的強大力道。

　　相較於《死亡實驗》和《叛獄風雲》以實驗過程中不斷挑戰獄警權威的的法赫德（Fahd）或是崔維斯（Travis）因需要錢而加入實驗的角色作為敘事主軸，《史丹佛監獄實驗》反而改以Zimbardo教授的角度進行敘事，並將故事拉回史丹佛大學內，與其諷刺小人物在社會上的悲哀人生，並在實驗過程的性格轉變，不如用更多的筆墨探詢實驗的本質，這正是《史丹佛監獄實驗》成功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前兩個版本都改編以社會人士加入實驗，《史丹佛監獄實驗》回歸校園，以大學生作為實驗對象，在角色性格轉變及腐化上，從純真轉變為黑暗，宛如挑戰上帝權威的路西法（Lucifer）墮落為惡魔故事的影像重現，透過影像的鋪成與剪接，使得人性逐漸扭曲的壓力與沉重感，猶如一把緩慢刺進觀眾心窩的刀，觀影過程的痛苦只會無限綿長，直到剩下刀柄在體外為止。

　　以實驗對象被區分為獄警制服與囚衣做為討論的對象來說，區區幾名大學生，在短短兩天之內，扮演獄警的學生已經自認為有實驗監獄的生殺主導權，可任意剝奪囚犯的權利，甚至透過侮辱囚犯而沾沾自喜，其中包括剝奪睡眠、強迫模仿動物交合，以及暴力虐待，制服是獄警身分的化身，更是權利的象徵，只是穿上了制服後，人性也如未關緊的水龍頭般，一點一滴的流失了。

　　至於另一批扮演囚犯的學生已不僅僅是囚犯，在實驗監獄裡囚犯的名字已被剝奪，猶如《神隱少女》中白龍失去了賑早見琥珀川的名字，小千也幾乎快失去千尋之名、《太陽的孩子》裡林秀玲為了融入漢民族，選擇放棄了Panay的本名，名字是身分的象徵，失去了名字便失去了身分，這群學生在穿上囚衣後，正表示他們第一個被奪走的便是身分，而數字已成為他們在監獄裡的唯一身分，也因此當有人在過程中用數字稱呼自己時，很明顯地已完全失去自我，並且被這場違反道德的實驗所吞噬了。

　　《史丹佛監獄實驗》棋高一著的是以女性角色作為暗無天日的實驗監獄下，象徵倖存的一絲人性微光及救贖，並推動劇情的發展，那便是奧莉維亞瑟比（Olivia Thirlby）飾演的克莉絲緹娜博士（Christina Maslach），當比利庫達普（Billy Crudup）飾演的金巴多博士（Philip Zimbardo）盲目地認為實驗仍在掌握中時，前來探訪的Christina卻見證了身穿獄警制服的學生，逐漸成為Lucifer的性格變異，因此實驗提早結束以及導演替Zimbardo畫上最後那道良善本心的色彩，絕對要歸功於Christina在電影中的角色定位。

　　本片收尾方式雖然比不過前兩個版本更有戲劇性，但在導演Kyle Patrick Alvarez的導演功力之下，《史丹佛監獄實驗》早已不需要再外加戲劇性的情節替電影加分，再多的戲劇性安排只會毀掉《史丹佛監獄實驗》在前半段導演用心小火慢熬下的人性堆疊，觀眾在最後嗅到濃郁的絕望氣味，也正是《史丹佛監獄實驗》最成功的秘訣了。

註：《路西法效應》一書之中文副標題，於2008年臺灣繁體中譯版出版時，商周出版社並未加上，直到2014年9月的修訂版才新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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